| 发布日期：2024-11-28 00:22 点击次数：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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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辉
在近现代中国的美术发展过程中，除漫画外，上海另有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画种，是包括月份牌、年画、广告画在内的招贴画，后又称作宣传画。
丁聪的父亲丁悚曾以擅长绘制此类作品而著称，在他之后的张光宇、叶浅予、丁聪等也擅长此道，并在抗战期间，成功地将招贴画发展为抗战宣传画。
丁悚绘制《礼拜六》封面
丁悚绘制月份牌
被美术评论家归纳为海派风格的招贴画，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以“美人像”吸引眼球的。从鸳鸯蝴蝶派刊物的封面，到三十年代的《良友》封面（以人像摄影替代绘画），再到产品广告以及月份牌，万变不离其宗，描绘精致、色彩斑斓的美女形象，成了一种传统。
《良友》封面之一
当然，在工农兵形象成为宣传画主角的时代开始之后，所谓海派风格的美人画一时凋零，趋于衰亡，似也是历史演变的应有之义。
不过，一九五九年之后数年里，“美人画”在上海忽有电光石火景象，海派风格招贴画的演变，由此多了一段柔美插曲。谱写此曲的，是擅长宣传画创作的哈琼文，其代表作为《毛主席万岁》(另题为《祖国万岁》，“文革”批判时，则简称为《万岁》)，发表于一九五九年，是上海美术出版社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而组织哈琼文创作的。
哈琼文的画面一改数年来宣传画以工农兵形象为主的面貌，一位美丽恬静的女子，鲜花簇拥，少了粗犷、豪爽，多了柔情与华美。在全力配合政治的作品中，算得上独具匠心之作。
作家冰心当年看到这幅作品，颇为欣赏，一九六○年一月十六日，她写下《用画来歌颂》一文在《北京晚报》发表，向读者予以推荐。
六十年代“美人画”
开篇她写道：“大约有几个月以前了，我看见过一幅宣传画：是一个年轻的母亲，肩上掮着一个高举着花朵的孩子，两个人都抬头仰望。画上写着‘毛主席万岁’。画笔十分生动，看过就不能忘怀。”
冰心作品以柔美恬静见长，画面的风格自然让她喜欢。她这样以自己的体味，细致地为读者描述画面：
我们还能想像到这幅画面的前前后后。比方说：这个年轻的母亲，和北京的六百万人民一样，从一早起，就满怀欢欣地来迎接这个幸福的节日，她把她的小宝宝——她一定有个很有意义的名字，还是不替她起为妙——细心妥贴地打扮好，衣服和鞋袜的颜色，都配得很调和，最后在她的很细的小辫上，结上一根小缎带。小宝宝也许叫着说：“妈妈，我也要拿一把花！”临时哪去找花束呢？妈妈一眼看到院子里栽的玫瑰花，便去摘下一朵大的，递给小宝宝的手里，顺便也把一朵小的，插在自己随意挽成的发髻上。然后她自己穿上深色的素净的衣服，戴上绿玉的别针和耳环，这节日的装饰，使她显得更加精神，更加俏丽……
极力赞赏这幅宣传画的冰心，甚至还建议将它印成美术明信片，“逢年过节，当我们在这上面给国外的朋友们写上三言两语的贺词的时候，也让人家欢喜地感染到我们生活里和平幸福的气氛”。
民国美女月份牌
冰心的建议，后来果然被采纳，并推广至多种形式。据“文革”的批判材料称：“这幅画在品种、印数上达到了空前惊人的地步。从一九五九年出笼到一九六四年的五年中，它不仅作为宣传画，而且又以年画、小画片、年历卡等形式，大量印行，甚至还选入高级画册。前后重版二十多次，以各种品种发行的印数高达二百六十多万，它几乎流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报刊杂志纷纷转载，各行各业争相引用。珠宝商店把此画剪裁加工，在画中女人颈上挂了一串项链，陈列在橱窗里，大作广告；眼镜店还给画中女人戴上一副时髦的眼镜招揽顾客。甚至在热水瓶、日历、铅笔盒子上也印了此画。一时《万岁》流毒遍及全国。”由此可见这一新的“美人画”当年风靡一时的盛况。
披露这一出版发行数据和风靡全国盛况的，是美术风云迭起时的一篇批判长文。该文把画名简称为《万岁》，没有公开点出画家哈琼文的名字，题为《把美术界“全民文艺”的黑样板揪出来示众！——揭穿宣传画的反动本质》（以下简称《示众》），署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夺权兵团”，刊载于《何等货色》刊物。
据《示众》一文称，在《万岁》的“制作进程”中，作者被“安置在高楼深院，多方提供方便，并为作者雇用了一名旧社会的舞女，作为‘模特儿’，鼓励作者按这个舞女的形象进行创作”。在批判者看来，在这种环境和思路下的创作，怎能不走老上海“美人画”的老路？怎能不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与许多当时的大批判不同，此篇文章尽管也有无限上纲的抨击，但难得的是，它较为重视史实的叙述，虽然出发点是揭发批判，却无意之中为人们了解历史背景提供了诸多细节。
《示众》这样写道：
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美术界树起了《万岁》这块黑“样板”。便把素以战斗性著称的宣传画创作引向了脱离政治，脱离阶级斗争，一味追求“票房价值“，迎合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口味的所谓”大头画“（即”大美人画“），有人公开提出，宣传画创作要象《万岁》那样构思含蓄、形象美好、色彩大胆的所谓“海派”特色。……一时间，宣传画坛乌烟瘴气。继黑样板《万岁》之后，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美人画《鲜花朵朵颂英雄》、《红色的种子》、《把青春献给祖国》、《祖国处处是家乡》、《百花齐放、春满大地》等等……便接踵而来。宣传画的创作从此被引入歧途。
说是歧途，其实无法否认的是，在人们承受三年灾害带来的生活艰辛和政治斗争的精神压力之时，甜美的“美人画”以其特殊的视觉效果，显然为他们带来了愉悦。《示众》从批判角度举例说明《万岁》如何消磨读者斗志。所举事例，颇为有趣，恰恰证明了当年新“美人画”的感染力：
在广大的工农兵读者中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有一个战士说：“看了这幅画，满脑子都是女人、孩子、幸福、和平、花呀、鸟呀、昏懵懵没有劲，消磨斗志。”……
有一个读者完全被画面上那个卖弄风骚的资产阶级少奶奶迷住了，作诗配画，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有的青年，把这张画帖在床头，朝夕观摩，想入非非。
前些年，上海举办过“珍藏的记忆——哈琼文宣传画展”。时任上海市美协副主席的朱国荣先生，在“珍藏的记忆”的“前言”中回忆说，他在学生年代曾认真临摹过哈琼文的另一幅宣传画《作一颗红色的种子》，画中女青年形象，是他们那一代知青心中的“美人”。
三十年代黄苗子绘制《小说》封面
由此看来，批判文章《示众》所述，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夸大其词。
特殊时期产生特殊文章。如此文章，一旦纳入历史视野股票配资利息多少钱，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